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戴均元与清慕陵
2018-1-17 17:03:30 本站原创 佚名
 

戴均元与清慕陵

万幼楠

 

【内容摘要】本文通过戴均元为道光皇帝选“吉壤”获咎的史实,从而带出赣南巨宦戴均元其人其事、慕陵由来以及清代陵寝制度等相关知识。旨在拓展赣南风水研究的视野,认识风水文化在古代高层社会的重要性和神圣性。

【关键祠】 戴均元  清慕陵  清陵寝制度

 

 

坦白地说,本文不是研讨会所要求的学术论文。笔者受主办者盛情相约,却之不恭,而做论文,时间上又已来不及,只好做一篇介绍性文章,姑且视为小知识、小资料或小故事,权作本次学术研讨会的入场券。

赣州兴国三僚村的廖均卿,因勘择并被选定长陵——后成为十三陵,而成为赣南历代风水精英人物中最著名者,赣南作为风水文化之乡,人们也常以此为荣。在这件事上,廖均卿是幸运的,其实,当时由礼部尚书赵翊负责去北京寻找“吉壤”,他雇请的风水师何止廖一人?相传[①],赵翊带领这伙人,在北京周围足足跑了两年时间,才找到几处可供皇帝挑选的地方。最先选的是位于口外的屠家营,但因皇上姓朱,“朱”“猪”同音,猪进了屠家当然被宰,犯地忌自然不能用;再选一处是昌平西南的羊山脚下,因其后有村名“狼口峪”,猪旁有狼则更危险,也不能用。于是,又看京西的燕家台,而“燕家”与“晏驾”谐音,不吉利。还看了其它几处都不理想,最后,朱棣皇帝选中了由廖均卿在昌平县东寻到的黄土山这块地,并改名为“天寿山”。

然而,另外一位赣南人为皇帝寻“吉壤”,就没有这么幸运。此人姓戴名均元,大余县人,说起来也是个大名鼎鼎的人物。其兄戴第元,兄子心亨、衢亨皆进士出身,时称“四江四戴”,尤其是戴衢亨“殿试一甲一名”,是赣南唯一真正严格意义上的“状元”,后累官至军机大臣加太子太保。据清同治版《南安府志》载:戴均元乾隆乙未(1775年)进士,服官五十年,历仕乾隆、嘉庆、道光三朝,终年九十五岁。历任过六部左右侍郎,江南主考,都察院左都御史,礼部尚书,军机大臣、文渊阁大学士,晋太子少保、太保衔,位极人臣,其实便是百姓所说的宰相。然而,就是这么个宦海沉浮五十年的重臣,却差点因寻道光皇帝的“万年吉壤”,险些丢了性命。

1820年7月,嘉庆皇帝在承德突然病重,旋驾崩,顾命大臣戴均元从嘉庆身上,搜得小金盒御书,于是宣布皇次子旻宁——道光为皇帝。道光元年(1821年)四月,即安排大臣去为自己寻找“吉壤”。当时朝廷里面懂得风水的大臣们很多,但来自赣南风水之乡的戴元均自是首选。于是,由道光帝下旨成立了一个领导小组,由庄亲王绵课为小组长,戴均元和时任户部尚书的英和具体负责,戴均元又请来了当时风水界较有名气的宋泗、阿克当来帮忙。于是不久他们便在东陵的宝华峪寻得吉地,经道光皇帝钦准,由牛坤为工程总监,选定黄道吉日:农历1821年10月10日卯时动工,工程历时七年,于道光七年(1827年)九月二十二日竣工,同时,将早逝的孝穆皇后的梓宫奉安地宫。道光皇帝亲临宝华峪祭奠,看到陵寝规制完备,质量坚固,欣然传谕:“免原工程大臣庄亲王绵课应缴前借俸银四万两;大学士戴均元晋加太子太师衔,其子戴诗亨即由户部员外郎,著以郎中补用;归还热河都统英和一品顶戴及花翎。”其它参与此事的臣工们皆一一论功行赏。



此事在《清史稿》《宣宗本纪》中只:“命戴均元、穆克登额、阿克当阿相度万年吉地” [②]一句话。而在《清史稿》《戴均元列传》中则为:“先是建万年吉地于宝华峪,均元相度选定。帝敦崇俭朴,命偕庄亲王绵课、协办大学士英和监修,面戒规制一从节减。”[③]从上述引文中,我们可以知道:一是为道光选“吉地”,是以戴均元为首;二是戴均元主要担负选地的责任,绵课、英和主要担负工程的监修责任;三是道光对此事的态度是尚“俭朴、节减”。

可是,第二年当道光皇帝出京行围打猎,途径东陵时,顺便到自己的陵墓去视察,结果发现陵寝出了大问题。地宫里地下泉水渗入地宫内,浸出地下水,积水深超过宝床上。此事另一个版本相传,竣工后,有天夜晚,道光皇帝梦见孝穆皇后在一处汪洋大海中向他呼救,醒来甚觉不快,担心皇后尸身可能遭受不幸,次日就到自己陵墓去观察。当他从地宫走出来后,发现靴底潮湿,仔细察看,果然发现了很多浸水之处,但见“金券北面石墙全行湿淋,地面间断积水,细验日前积水痕迹,竟愈宝床而上。孝穆皇后梓宫霉湿之痕,已有二寸,计存水有一尺六七寸之多……。”这还了得,道光帝一见这情景,不禁大发雷霆,大骂这些工程的负责人“丧尽天良”、“偷减情弊”、“居心可恶”。并且,立即降旨内阁:“必须严加根究”。
  经过长达一年的审讯追查,追究出三个原因,一是地宫点穴位置失当,圹边有石母滴水,“日久墙内蘅湿”。二是原议两旁安设龙须沟出水,因“英和未允状”[④]“告以不用安置,是以停止”。这等于是欺君罔上。三是英和在建陵时保奏牛坤监工,并说“有伊在坡,英和即不必经常亲自督工”。而牛坤声称自己不管工程,双方互相推卸,致使地宫工程质量受到影响,造成浸水。
  原因查明后,道光帝龙颜震怒,对所有有责任的人,先后两次给予重处。其中,戴均元降为三品顶戴,旋即革职下狱、抄没家产,其子降为员外郎;英和则革去顶戴、拔去花翎,后因“以英和始终其事,责尤重”,故遭夺职、籍家、拟斩之罪[⑤],并将其两个儿子发配到黑龙江;风水师参谋阿克当被罚银四万两;而本工程总负责人庄亲王绵课,这时已身故,但仍将其四个儿子的顶戴全部革掉;其它相关人员或被抄家问罪,或罚赔白银。

寝宫透水,这在当时的科技水平来说,实在是难以预料的事,但这又确实是非常大的过失,招致道光皇帝的严惩,只有自认倒霉。戴均元与英和,作为这件事的主要负责人,戴没有受到象英和那样“谳拟大辟”,即问斩的惩办,主要是顾念其为“三朝耆旧”,又年过八十。据《南安府志》卷十九《戴相国神道碑》载,还有一个原因是,籍没戴家的资产“合计田房衣饰才值万余缗。”因是个清官,于是,“上意渐解,除名放还,”也就是从宽处理。

戴均元确实是运气差,道光登位时,他已76岁高龄,本来扶新皇帝登位后,完全可以乞老回籍,可他偏偏想过过做“三朝元老”的隐,又可能想在新皇帝面前卖卖乖、逞逞能,接受为皇上寻“吉壤”的差。道光四年(1824年),戴均元79岁,道光的陵寝已经选定并正在施工过程中,只道是已完成使命、大功告成,这时该为自己宦海五十年划上个功德圆满的句号了,于是,向道光提出退休申请,道光帝念其为“先朝耆旧”“宣力五十年,勤慎奉公,克尽厥职”[⑥]准如所请,并“上赐诗宠行,准驰内河水驿,所在官护送,在籍食全俸。”[⑦]皇上为其赋诗、题匾送行,沿途所过之处,地方官皆出城二十里接送,在家所有费用全由朝廷负担,本来可以说是十分风光、圆满,优礼有加了,但没想到三年后,最后落得个“褫职,逮京治罪,拟重辟,念其耄老,免罪释归”[⑧]的结局,。说起来,戴均元也是不吸取教训,早在嘉庆年间时,就曾因监修嘉庆皇帝的“吉壤”,“失察工弊”而被夺官,“褫宫衔花翎”[⑨]。此前还有一次丢官是,总理维修睿庙(嘉庆陵寝庙),也是因失职遭到皇帝的处分,所以《戴相国神道碑》中云:“而三督工程,皆以获咎”。看来戴均元这方面的能力,还值得商讨。

道光帝虽然惩办了修陵不力的官员,但对宝华峪地宫浸水事并没采取补救措施,而是把这座数十万工匠,数百万役修了七年的陵寝全部拆掉废除,改在易县清西陵另选吉壤——龙泉峪建慕陵。为什么清代皇帝不像前朝皇帝那样,死后集中一处埋葬呢?为方便阅读,这里有必要顺便介绍一下清代的陵寝制度。

清代陵寝,按其分布状态,可别为四区。一是兴京陵。即永陵区,在今辽宁新宾县,葬有太祖努尔哈赤开基前的四位祖先:肇祖、兴祖、景祖、显祖;二是盛京陵。在今辽宁沈阳市郊,葬有太祖福陵(努尔哈赤)和太宗昭陵(皇太极);三是东陵区。葬有世祖孝陵(顺治)、圣祖景陵(康熙)、高宗裕陵(乾隆)、文宗定陵(咸丰)、穆宗惠陵(同治)及其相关的皇后、太后陵。四是西陵区。这里葬有世宗泰陵(雍正)、仁宗昌陵(嘉庆)、宣宗慕陵(道光)德宗崇陵(光绪)及其皇后、太后。

上述葬制看似混乱,其实是有规律可循的。兴京陵区,其实是爱新觉罗氏崛起前的祖墓区。盛京陵区,则是满清统治政权入关前的陵园。而东、西陵区,则是满清政权入关后的皇陵区。可为什么又有东、西之分呢?

满清入关后,第一任皇帝顺治年仅七岁,便由母亲孝庄皇太后和叔父多尔衮派人为他寻“吉壤”,经他自己亲临现场踏勘,选定了北京燕山南麓、地属河北遵化县的马兰峪建造自己的陵墓,顺治帝24岁去世葬于此,史称孝陵。本来清承明陵寝制,各座皇陵既独立又相互联系,在规模最大的孝陵前面,建一条长达500米长的神道,既为孝陵所有也成为今后诸陵共有的前导。可是到第三任皇帝雍正时,起初也在其父康熙的景陵旁选定了陵地,但雍正认为这里风水不佳,土质又差,便命大臣另觅陵址,最后在位于北京西边的易县泰宁山下寻得一块宝地。为了掩饰这种破坏“子随父葬”的古制行为,他又授意臣下制造易县与东边的遵化均与京城等距,可称并列神州的舆论,这样他便在易县开创了泰陵,遂有 “清东陵”“清西陵”之别。然而,到了第四任皇帝乾隆时就为难了,若随父而葬西陵,从此东陵便要荒废下去;若葬东陵则又怕冷落了父亲。于是,他定下个规矩,姑称之为“祖孙相伴”或“左昭右穆”制。即乾隆葬东陵与其祖父康熙相随,乾隆的儿子嘉庆葬西陵与其祖父雍正相随,形成父子各东西的格局,以达到陵虽分东西而一脉相承,终不离古制。可是,由于道光的陵寝发生渗水事件。按“祖孙相伴”制,道光帝本应葬东陵,这回改葬西陵,其实又是一次破坏祖制的行为。

道光是个很讲究风水,并又有自己独立看法的人,早在道光二年七月就曾下谕:“国家定制,登极后选建万年吉地,总以地臻全美为重,不在宫殿壮丽以侈观瞻。”[⑩]后接受了东陵宝华峪地宫浸水的教训,选择了高平之地龙泉峪,并又强调说:“止期地臻全美,不必拘四至广狭。”[11]“总以地臻全美为重,不在宫殿壮丽以侈观瞻”这话,后来成为皇亲贵族和风水家选“吉壤”的重要标准。因此,在道光的主张下,新的陵寝工程便裁撤了圣德神功碑楼、华表、石像生、方城、明楼、二柱门等建筑,是整个清陵中规模最小、地面建筑最简的陵寝。但细算起来,道光陵寝两次建陵,共耗白银440万两。他的“小”,表面上是他主张“不在宫殿壮丽以侈观瞻”,其实也有心痛两次建陵之浩费和鸦片战争后,国库凋敝的隐情。其实,慕陵虽在外观上体现了节俭之意,但其建筑形式、材质结构却异常精美。在九处清帝王陵墓中,有八处隆恩殿、配殿均施油漆彩画。而慕陵却不同,三个殿均为金丝楠木结构,不施彩绘,在原木上用蜡涂烫。天花板、门窗、雀替、隔扇等处,饰有楠木雕龙一千三百一十八条,龙群设计新颖,雕刻玲珑剔透,千姿百态,栩栩如生,造成“万龙聚合,龙口喷香”的气势。

道光为什么建筑这样的陵墓呢?他认为,宝华峪地宫浸水是因为群龙钻穴,龙口吐水所致,如果把龙请到天上来,龙就会在天上争水而不往地宫吐水了。于是,他命令千百个能工巧匠,用金丝楠木雕刻成许许多多龙,布满天花的藻井、门窗、雀替、隔扇等处,造成多龙争水的场面。雕刻家们用透雕和高浮雕手法刻制了龙头,用浅浮雕的方法雕出了龙身和云朵,龙头高出龙身半尺有余,张口鼓腮,造形生动,韧翅如生,犹如在波涛云气之间,条条游龙追逐戏耍,邀游天际。
   慕陵又为什么还不立圣德神功碑?据传说,清代皇室里有条有成文的规定,凡帝王有丢失国家尺寸之地者,不得立圣德神功碑。但道光帝为了掩饰自己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战败乞和、割地赔款的劣迹,在为自己建筑陵寝的诏书中,不提失地之事,却以自谦的口气说自己治理国家的成就,无法与列祖列宗的功德相提并论,同时还下了一道手谕,要求自本朝起,不再兴建圣德神功碑亭,我清朝列祖列宗的功德,当然应该尊宗,向后世昭然。到了这代,不敢按这个规矩行事了,不敢跟列祖列宗比政绩功德,我实在也没什么可称道之处,如强立圣德神功碑,还能惹起后人的评价讽刺。如果嗣皇帝要为我撰作碑文,用来追思与我,不要以圣德功的字样,不要为我加这样的尊称。
  这样,慕陵圣德神功碑楼就裁撤了。即位的咸丰帝追慕祭奠的碑文无处写,便想了个办法,让神道碑亭的石碑起功德碑与徽谥碑的两种作用。碑阳镌刻道光皇帝的徽号谥号。碑阴刻写咸丰皇帝撰写的碑文,这篇碑文确实末写道光帝有什么“圣德神功”,但介绍了慕陵名称的由来、道光皇帝的遗谕等,而且披露了他和皇六子奕祈日后的矛盾根源。
  按清朝的惯例,帝后陵寝的名称都是由嗣皇帝来选定,匾额和碑铭也由嗣皇帝书写。但慕陵的名称都是道光皇帝自己生前选定的,并有意提醒皇子。皇子奕新(即咸丰)即位后,遵照乃父之意而命名。
  道光帝于道光三十年因病去世,奕新即位后,重读遗旨,见“其慕与慕也”一句,回想当年的情形,心领神会,体会到父亲当年望东北方向的泰、昌二陵,仰慕列宗的功德,要将“慕”字传给自己,默定龙泉峪万年吉地工程应为“慕陵”。故此,咸丰帝当年就诏谕内阁“龙泉峪”陵名应敬称“慕陵”,并亲笔写下了宣宗遗旨和“慕陵”二字,刻在石碑坊上。慕陵之名就这样写下来了。

 



[①] 程建军《风水与建筑》  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  1992年10月  P30

[②] 《清史稿》第四册  卷一十七《宣宗本纪》中华书局出版社,1976年7月

[③] 《清史稿》第三十七册  卷三百四十一《列传·戴均元》中华书局出版社,1976年7月 P11101

[④] 《清史稿》第三十八册  卷三百六十三《列传·英和》中华书局出版社,1976年7月 P11413

[⑤]  同上。

[⑥]  清同治版《南安府志·宦迹·戴均元》卷十六。

[⑦] 【清】包世臣《戴相国神道碑》,清同治版《南安府志·艺文二》卷十九。亦见于上引。

[⑧]  同②。

[⑨]  同⑤。

[⑩] 【清】王先谦《九朝东华录》,转引王其亨《风水理论研究》P144,天津大学出版社,2004年第10次印刷。

[11] 同上。


 
 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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